故乡温柔犹在

导演王小帅:时代忏悔无门,故乡温柔犹在

2015/12/15 | 记者/刘荣| 阅读次数:1792| 收藏本文

摘要:导演王小帅的2015年冷暖自知。

导演王小帅的2015年冷暖自知。

上半年,“有意栽花花不开”。4月30日,他的电影《闯入者》上映首日,国内院线排期不足1%,上映十天票房仍不足800万。而就在2014年,该片作为唯一一部华语影片杀入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提名金狮奖,在30多个国家展映。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王小帅有点懵,他在微博上问:“我的观众们,你们在哪儿?”

下半年,“无心插柳柳成荫”。除了短片《玉米人》在釜山电影节首映外,一不小心,他还半只脚踏入了出版界。他的第一本书,自传体随笔《薄薄的故乡》入选2015“中国最美的书”,还获得了台湾“金点设计奖”,并将代表中国图书参加2016年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

与楚尘文化、重庆出版社共同策划这本书时是2014年底,半年后新书出版,王小帅做得似乎挺开心,以至于提到本书写作,眼睛弯弯带点笑意。为整理这本笔记,他打捞回忆,重新翻阅了与刘小东等好友的书信,收集了拍摄电影以来的珍贵资料,和设计师孙晓曦一起搞创意试验,用手写体在已经印好的纸页上批改和修订回忆,完成本书的第二道制作工序,如同一个游戏,跨界又好玩。

电影批评学者王小鲁发现,《薄薄的故乡》和《闯入者》之间关联甚大。作为一个“三线子弟”,王小帅肩负着一段历史,用“三线建设”三部曲回望故乡——贵阳。从这本书出发,抽丝剥茧,最终能抵达王小帅22年影像创作的源头和母题。

手写体像在记忆中重新书写历史,而书封用一层薄薄的硫酸纸,亦真亦幻,隔开了王小帅身在的现实,抵达了他回忆与想象中的故乡。

愤怒中年:市场是新一轮的较量

从《薄薄的故乡》划出一道生命轨迹,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的王小帅,一步步走上严肃反思之路。

作为一个创作觉醒者,王小帅坚持当“愤怒中年”。他的影片,时常被电影批评者张献民、王小鲁和郝建等人拿来做社会学意义的解读样本。

他曾对外表达过,“导演是一个有灵魂、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有自己的愤怒的一群人。他还拿电影当成武器,还知道至少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开刀治病,自己不要缺席,可以像诗人一样去剖析这个社会。”在《日照重庆》里,他反思家庭温暖缺失与犯罪的关系,在《左右》中,他更像新闻记者一样,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婚恋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变化及尴尬。

在始自2005年的三部曲中,摄影机像冷酷的手术刀,剖开了真实的历史——第一代人思乡,第二代青年以武斗发泄青春,第三代少年的性萌动……被时代裹挟的“大三线”人,面对政治主导的一切,身不由己,成为相互戕害的施暴与受害者。

直到第一代的“老三线”人背负心魔在《闯入者》死去,王小帅依然不肯原谅时代留下的创伤,他认为“没有警钟长鸣,也没有救赎”。因为他知道,忏悔无门的时代不能重蹈覆辙。

不过,惨烈的政治创伤谋杀了时代中的个体人格,他心中却保有一个“温柔之乡”,在新书的《镜中无光》一章,他开启记忆之门,仿佛回到了那个11岁少年打量世界的视角,怀念那些最简单纯粹的事物——“门前小河里的鱼、山上丰收的板栗树、油辣喷香的牛肉粉,还有被丢弃在墙角的镜子,上面落了厚厚的灰,从未有人用过。”

除了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痕,这些年,新的愤怒源头来自独立影片与市场和资本的较量。

王小帅记得,《冬春的日子》在柏林上映时,评委会酝酿发一笔奖金,给最穷的影片和导演,他险些拿到了这笔钱,后来被一个行乞到柏林的俄罗斯导演拿走了。

拍片没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自2003年以来,私人资本全面引入了电影制作和院线建设,“真正的市场化”时代似乎到来了。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逼近300亿元,这无疑会形成票房到资本的新一轮繁荣,然而由于院线排期不公正、前期宣发不给力等一系列原因,《闯入者》用自身的高口碑和低票房遭遇巨大尴尬,王小帅发现,商业片的春天或许已经到了,而独立电影的“黄金时代”还没来。

“我没办法去评判工业,因为工业只要把原始积累和钱扫进来就算成功。”王小帅认为,新的电影市场乱象已经出现,“一个是票房在提高,院线数量在增加……另外,独立电影却再次进入到一个类似于地下的状态……你的电影没人看,你自然就该消亡。上个十年独立电影还有人关注,但是这个十年里,大家看到大好形势之后,就很主动的把独立电影思考方式压制掉,这其实更危险!”在新书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这样同好友王小鲁说。

这也许会是王小帅未来某一本书中的新故事。

漂泊少年:政治改变人生轨迹

黑格尔说,“故乡不是在这里或是哪里,故乡在你心里,或者说,无处是故乡”。

那么,一个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大就随家庭内迁去贵阳,13岁去了武汉,两年后去了北京,毕业后分配到福建,迄今为止户口落在河北涿州,籍贯填写着辽宁丹东的中年男人,他算是哪里人?

生于1966年,圆脸圆眼镜光着头的王小帅站出来说,这个人是我。

2003年,为了拍摄自己的第八部电影《青红》,在离开故土贵阳长达20多年后,王小帅重回自己居住了13年的“三线故乡”——贵阳新添寨。

一声贵阳乡音把他的想象击得粉碎。发小儿们讪笑:“你算什么贵阳人啊?”他愕然发现,印象中的故乡“在别处”,而半个世纪前“三线建设”者漂泊千里外的异乡,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三线人”新的故乡。漂泊感随之产生,无论是在贵阳、武汉还是上海,都没有一种属于故乡的真实归属感。他在书里这样写道,“时间走了,童年就结束了。”

因为不可左右的政治运动,“大三线”历史上的工业迁徙,让漂泊感过早地降临在少年身上。1979年,他随父母前往武汉,从贵阳军工厂的“上海来的外星人”,转变为工业城市武汉的“贵州来的乡下人”。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少年内心充满疑惑,心灵意义上的漂泊开始了。

澳门金莎,在王小帅旅居武汉的两年,他时常蹬两小时单车,去长江边写生。长长的汽笛声穿过港口上空带着咸味的空气,客船载来了天南海北的江湖人,他们和王小帅一样,都经历着漂泊。

于是,王小帅反复画那些挑担的“扁担”、码头上的船工。18年后,他用自己人生中的第二部电影《扁担姑娘》重现了那段记忆,讲述几个在城市底层生活的乡下人,面对现实如何充满绝望又潜藏希望的故事。看起来,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产物,究其源头,依旧是关联着个人成长和生命体验。看到了“漂泊”主题的王小帅在想:是什么造成了我们没有归属的命运?这个没有故乡的人还问,精神故乡在哪儿?后来他自问自答说:电影里才有薄薄的乡愁。

他在自传《薄薄的故乡》中自嘲“没有故乡”。而他用三部电影力图还原的是故乡作为军事机密并被官方语境遮蔽的历史:1960年代的支援“三线建设”的普通人和他们的第二代与第三代的命运。11岁的少年王憨,19岁的少女青红,生命暮年的老邓。王小帅用闭合式的“三部曲”讲述生命轨迹的故事,更看到了抹不去的“政治创伤”,它覆盖了数代“三线建设”者无可回避的过去,与仍然延续的家族历史。

在“三部曲”中,虚幻的上海与现实的贵阳,破败的贵阳与安定的北京,形成了鲜明的空间对比,王小帅作为一个曾经真实穿梭其间的人,深刻体会到时间给生命带来的漂泊动荡。

边缘青年:体制外的艰难成长

早年,在第六代导演群像中,一个光着头、直接瞪视着你的王小帅,像个孩子,也隐隐出现了几分先锋与反叛气象。

虽然,今年上映的《闯入者》票房不佳,但这不影响“王小帅制造”的口碑——提名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作为中国独立影像先行者,此前他以毫不妥协、坚持个人思考与“作者电影风格”的独立精神,把22年的创作人生在海外电影节的一片叫好中铺开。2001年,《十七岁的单车》获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2005年,《青红》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8年,《左右》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

很难相信,青年时代,反叛者王小帅有着学院派经历和在体制内工作的前史。

1981年,他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学习绘画,狂热地迷恋上了油画。1985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接触到了璀璨的电影大师群: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侯孝贤、北野武、阿巴斯……1989年,他被体制安排,进入福建电影制片厂。科班出身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循规蹈矩,相反,他认为“知道传统是什么的学院派才更会充满探索精神。”他还多次回顾自己青年时所经历的1980年代,“那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黄金十年,很自由,我们很幸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电影体制仍是一个庞大的、主流的存在。他用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划出了与时代的界限,退居边缘。1993年,在艺术家好友刘小东的帮助下,他独立完成了这部无体制内拍摄指标的个人化电影,仿佛是一个自由主义宣言。两年后,他的《极度寒冷》更将行为艺术家这一当时极度边缘的人群摆在了世人面前。

两部讲述边缘人群的电影引发巨大反响,前者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被BBC选入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后者则获得1997年鹿特丹电影节费比希国际影评人奖,被《纽约时报》评为最勇敢的中国独立电影。

即使“墙里开花墙外香”,他始终知道自己是边缘的。书中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曾经同样被时代裹挟和挤压的王小帅,如何一步步被迫走上了个人抗争之路。

1989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面对这个自己无力改变的结局,他爬上长城,围上崔健式的红布条,对着大山喊,“再见,北京”。

在福州的两年,他写了五六个剧本,却一直没有机会拍摄电影。1992年初,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一个宣告:要独立拍摄还要至少五年。绝望的他背起背包转身离开了电影厂。回到北京后,短暂失业让他再次被边缘化,他学习和恋爱过的城市视他为外来人,他的户口至今落在河北涿州。于是,一切推倒重来的无望,反映在他早年的电影主人公身上。

1993年到2003年,对王小帅影响至深。源自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制和审查制,使得他和张元等人的每一部电影都无法在国内上映,地下电影和独立电影的称呼自此出现。《扁担姑娘》的审查拖了足足三年;《十七岁的单车》则因为过审问题,差点耽误了柏林电影节的参选。因为《十七岁的单车》和《二弟》,王小帅干脆被明令禁止拍片。十年间,王小帅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立制片人,深切地感受着何为边缘,不知不觉被时代推上“斗士”的位置。

不过,暗流涌动的市场化悄然改变着一切。王小帅永远记得2003年那个针对独立导演的解禁会议,他被通知可以拍片了,与会者还有贾樟柯、张元和娄烨等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

他在书中记录,会后,“娄烨、贾樟柯和我,我们仨找了个酒吧坐下。”没有人乐观,但从那一天起,王小帅决心做《青红》,娄烨决定做《颐和园》,而这并不是一个迎合市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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